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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了,相比北上河西一路先难后易的顺风顺水和平淡无波,西进陇右一路的李罕之表现就要激烈的多了。从进入秦州(今甘肃天水市)开始,几乎是三天一遇敌,五天一大打,乃至后来的无日不战,无日不在杀敌。马邑州(今甘肃天水市或礼县境)、成州(陕西礼县)、宕州(今甘肃省舟曲县西)、武州(今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)、岷州(今甘肃省岷县)、叠州(今甘肃省迭部县)、洮州(今甘肃省临潭县),几乎被他不计远近的打了一大圈过去。
或者说,在他骨子里某种名为残忍凶暴的潜在属性,被籍着这个机会给放飞出来了;所过之处虽然算不上是血流成河或者说尸横遍地,那也是处处京观而地方无不骇然噤声的结果了
道理也很简单,这些地方被唐与吐蕃之间长期拉锯过,后来又在吐蕃占据和经营日久,因此在藩汉杂处之下的各种土族、藩落势力,比其他地方更加根深蒂固或者说是盘根错节的抱团。
再加上地势破碎造成的交通通讯落后和封闭。因此,这里也是西部温末主要活动的根据地和势力范围;因此,相对本地唐人的存在感,已经压倒性的占据了上风和优势。
所以,这些土族势力基于自身的利益和传统惯性,敢于袭击和劫夺一切途径的人和事物。哪怕是昔日的西军残部,一旦小股落单之后,也在他们手中讨不得好去。
就算是当年的归义军崛起之后的全盛时期,也只能控制住其中主要的城邑,而对于这些碉楼寨垒遍布的广大乡野地方,保持一种名义上的归属和相对自立的羁縻关系。
因此,当太平军追击西军残部而来之后,他们也想故技重施的给制造一些麻烦,而作为后续讨价还价的凭据,从“汉家新主”手中索取到比之前更大更多的利益与好处。
但是这一次他们遇上的是新式军事理念和装备战术,所武装起来的太平军;而作为先头领军的李罕之更是一个狡智凶横(随军的虞候官评价)的人物;
所以在最初,太平军因为不熟悉环境和地理而吃了几次亏之后,李罕之就改弦更张的采取了,更加激烈或者说是激进的战术;不再急于追击那些逃窜的西军,而专心对付起沿途所经过的寨垒来。
尤其是那些占据了地形胜势和险要折冲位置的寨垒、碉楼,除了少量靠近大路和平地的位置,留人驻守一时确保后路输送之外,其他在打下来之后就被驱使俘虏给拆平掉。
而那些河谷、平原当中的藩落村寨,也被勒令交出骡马和丁壮协助进军;而敢于抗拒太平军的存在,则会被打破寨子之后杀掉头人以下的中上层,而剥夺所有的财产土地,交给附近愿意协力的“友善”村寨。
然后,又在期间优先扶持唐人的聚落和村邑,以为牵制和平衡某一片地域当中的势力平衡。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,李罕之甚至不惜制造理由和机会来大开杀戒。
比如派兵威胁某个番人势大的聚落,迫使其向附近山中的亲近部落寨垒求援;然后在本地亲附带路党的帮助下设伏以待,痛击而围歼之再将俘虏驱赶到被围困的聚落前,致使其哗然动摇而一举打破。
然后,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夺尽牛马集藏,而拆分丁口、田土并入别处村寨;乃至将被惩罚性处死的头人、长老眷属,发卖于唐人的邑落为驱使。
就这样,在太平军后续的治理力量尚未跟进之际,硬生生的制造出了敌对、中立和亲近、依附等等,不同状态的既得利益阶层,地方传统格局中的割裂与对立。
因此,自从攻入宕州(今甘肃省舟曲县西)境内之后,军中的士委会和各级虞候所属,就不断有频频的抱怨和反馈,称李罕之行事手段过于粗暴酷烈,乃至是存在好杀滥杀的倾向。
周淮安也只能将这些反馈汇集起来而留中不发,至少在征讨完成之前都不方便做出相应的决定来。因为,从基本道德层面上说,李罕之正在做的事情是错误的;但是太平军后续统治秩序的建立,却是大有好处的。
毕竟,在这个国家民族概念都还未完全成熟,多数人依旧还是在萌萌认知当中,属于“非我族类,其心必殊”的时代;要强求什么超越国家和族群的人道主义情怀和道德观,都是白左式的瞎扯淡。
而推行这种战术的结果,就是这路人马当中的支援火器和炸药、器械的消耗,远比其他地方大得多;原本占据了相当比例的骑兵序列,逐渐也被更多的骑步卒和山兵序列所取代。
因此,如今的陇右道旧属版图内,仅剩下地势更高而... -->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