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荆州仍然很热闹，孙权扩充了地盘，刘备后来居上，把曹操扔在了一边。这段时间曹操一直待在北方，其中自建安十四年（209）底到建安十五年（210）春天他都在老家谯县，一向负责留守邺县的曹丕这次罕见地随父亲在外，留守的是他的弟弟曹植。建安十五年（210）3月，曹操返回邺县。
这一年汉献帝刘协已经29岁了，来许县也有十多年了。十多年前，曹操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打出天子的旗帜，吸引天下才俊来效命，同时以天子的名义征讨对手。的确，曹操在这些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收获，不说别的，官渡之战能打赢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天子在自己这边，掌握了天子就左右了民意，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。
“奉天子”也罢，“挟天子”也罢，曹操坐收了太多的红利，这是他取得目前事业成就的关键因素之一。但是，正如当初袁绍不愿意接受献帝所怀有的顾虑那样，这件事有利也有害，随着曹操势力的进一步扩大，有利的地方正在弱化，有害之处却在不断增加。
献帝快30岁了，要不要还政于他，从朝廷到民间再到对手，很多人都在关注着。官渡之战时正值献帝的弱冠之年，按照民间的看法他也成人了，那时就应还政给他，但大战在即，强敌环顾，这又不可能，对此大部分人也能理解。但又过了这么多年，形势已经不那么严峻了，献帝的年龄在一天天增长，还不还政？对曹操来说这个压力不断增大。
让曹操把权力交出来，这又是不可能的，不说刘协有没有这样的能力、曹操有没有这样的意愿，即使刘协敢干、曹操愿意，曹操手下众多文臣武将也不会答应。跟着领导奔事业，领导的事业也就是大家的事业，同在一条船上就是命运共同体。韩馥的悲剧告诉人们，无论领导还是部属，保守和退却形同自杀。
这是一种无解的矛盾，这种矛盾在一天天加剧着，种种迹象表明，对曹操做法不满的人也一天天增多，他们有的出于忠君的习惯认识，有的因为对曹操的不了解而产生了不理解，有的则别有用心。
献帝成了曹操面对的一个头疼问题，他干脆采取了回避的态度，最后一次见献帝还是几年前南征张绣前，以后即使路过许县附近也都匆匆而过，他不想再见到这个人，有什么事需要办理都交给荀��处理，孔融被杀后交给荀��办的事也越来越少，大部分都由御史中丞郗虑出面办理。御史中丞被称为“副丞相”，既是曹操的助手又是在许县的朝官首领，地位超过了荀��。
以献帝名义做的，也就是任命重要官员、册封爵位这些事，日常的军政大权都出于邺县的丞相府，保守分子们也会拿这个攻击曹操，过去有“五大不在边”的说法，丞相属“五大”之一，带兵已经破了例，长期在外不归更于法度不容，在他们看来丞相应该跟天子在一起，另起炉灶明显缺乏先例，即使情况特殊也应该给个说法。
曹操不管这些，他让梁习、董昭等人调集北方各州郡的人力、物力继续大规模营建邺县，摆出了一副长期在外的架势。
曹操和献帝的尴尬关系到建安十五年（210）冬天有所打破，主动示好的是献帝，他突然下诏增加曹操的食邑。
曹操此时是武平侯，这个爵位是十五年前献帝下诏所封，武平是豫州刺史部陈国所属的一个县，曹操的这个县侯食邑为1万户。十五年来在曹操主持下不少人先后封侯，有的一再增加食邑，而曹操的武平侯却一直没有变过。在目前的爵制里，除刘姓以外的人臣到了县侯一级也就没有了，再增加只能增食邑数，按说以曹操的资历和实力，增加食邑是正常的。
献帝下诏，在曹操原有武平县1万户食邑的基础上增加阳夏县、柘县和苦县三个县各1万户作为曹操的食邑，使曹操的总食邑数达到了4万户。新增的这三个县也都属于陈国，与武平县相邻，地理位置大体在如今的豫东地区，介于太康、柘城、鹿邑等几个县之间，其中苦县是老子李耳的故乡，与曹操的老家谯县相距仅几十里。
食邑上了万户就是所谓的万户侯，在汉代这基本上是人臣的极致，4万户的食邑规模在本朝历史上还从未有过，但这项殊荣曹操却不打算接受，这说明献帝此次下诏增封纯属自己的想法，事先没有与曹操沟通过。
曹操是个看中实际的人，对这种没有什么特别意义、反倒容易被人抓住把柄的事当然不会做，曹操让人拟一份上表进行推辞。
这不是什么难事，田畴为让封刚刚上过好几道表，拿来抄抄也就行了，如果觉得不够严肃，有陈琳等大笔杆子在，这份例行公事的上表一定会一挥而就。
但曹操对这道上表很重视，秘书们拿着拟好的草稿请他审阅，他看了直摇头，上面写的都是些冠冕堂皇的大话，不符合他的心意，他决定换个写法。
论写诗，在那时很少有人能超过曹操。诗不仅是语言的艺术，诗言志，诗更是一种情怀，是见识和气度，在这些方面再有才气的文人也难以超越曹操。在写文章方面曹操也不逊色，很多军令、书信都由他亲自动笔，所以这一次他干脆自己写了。
曹操重新写了一道辞封的奏表，奏表发出后，他觉得还不够，又根据奏表的内容发布了一道军令，这就是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，在曹操现存的文章里这篇算最长的了，但读起来一点儿都不... -->>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