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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月底，当天启仔细看过杨涟呈上来的关于二级监督的奏章后，决定去问一问监政院中几个人的意思，也想顺便看一看成立不久的监政院是否能够行使职能。 杨涟回来的这几天中，与都察院其他人经过仔细商讨，认为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实行二级监督。由于担心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实行二级监督会产生大量的扯皮事，所以杨涟谨慎要求只在有把握的地方实行二级监督，并且在知道天启有兴趣后作了具体陈述。
所谓二级监督就是指监督者也需要接受严格监督，在此之后监督者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或松或严。比如说张三以前的职务就是监督都察院所有人是否按时上班，按规定迟到或者早退的人会被罚钱五十文，无故缺勤会被罚钱一百文。在以前张三在执行这一制度时是有弹性的，关系好的可以睁只眼闭只眼，关系一般的就警告两句卖个人情，关系差的就公事公办直接罚钱。
张三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跟他关系不好的人感到不公平，也慢慢让都察院的考勤制度逐渐成为一纸空文，为了制止这些现象的生都察院又会不断出台更多的制度，这就使都察院的制度越来越多。但在张三的弹性管理下，新制度也像老制度一样慢慢变成了想用就拿出来用一下，不想用就丢在一边的揩脚布，也成了张三私下索取好处明面上却自诩大公无私的遮羞布。
张三之流之所以会这样做，一个是他手中的权力不受监督，二个是他如果铁面无私会得罪很多人，与其得罪人还不如在弹性管理的同时捞点好处。实行二级监督后，就有专门的部门专门监督张三的行为而不涉及其它，假如有谁投诉张三不作为或处理事务不公平且被证实，那么这个专门的部门就会对张三进行处罚。这样一来就使掌握监督权的张三也在他人的监督之下，避免了不受监督的权力出现。
针对铁面无私得罪人这一事上，都察院经过仔细商讨，决定采取反向罚补用自身利益损失促使监督者严格执法。比如说监督者张三以前要罚一个朋友五十文，朋友会认为丢了面子与之绝交，为了维持朋友关系张三很可能对朋友的违规行为视而不见。在实行二级监督后，张三如果不罚他朋友的钱，他自己就得掏腰包替朋友交罚款，不但如此，都察院还会向张三再收五十文渎职罚款奖励他的朋友，因为他的朋友现了一个不称职的监督者该得奖励。
以前处罚人会因为朋友受了损失而不好意思，所以很多执法者都会选择性执法，因为他不处罚也不会有损失。现在不处罚他自己就会受到双倍损失，朋友不但没有损失还会因此得到奖励，这时候不好意思的就应该是他的朋友了，执法者张三也能够理直气壮严格执法而不会让人觉得不讲人情。
天启仔细看了都察院呈上来的奏章，也对其中的细节进行了揣摩，现杨涟说得有道理。二级监督确实是执行一项制度的好办法，但这个办法太严不灵活，容易生大量的扯皮事，尤其是在制度本身不完善时会更加明显。在运用二级监督之前，必须要修改很多现行制度，使其宽松合理简单方便，避免人动则得咎，这样一来先应该考虑修改的就是大明律。
大明律是开国之初朱元璋在时定下的法律，他认为子孙后代用好这部法律就会保证大明江山万万年。他不知道的是社会是在不停展进步，一部大明律用了几百年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前进的步伐。
这一年多来天启只是调整了一些他认为合理的机构，在某些方面进行了一些小改动，于是就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满，他们在反对时都提出要恢复旧制，说明守旧思想一时难以改变。现在如果要大张旗鼓修改大明律，估计还没动手就会听到更多的反对声音，而且不会有人会站在自己这一边。因为朱元璋留下了话，说任何臣子只要提议修改大明律，那这个臣子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，在这种情况下天启需要慎重和巧思。
这天他来到监政院，因为事先知道他会来所以信王、刘宗周、高攀龙还有徐光启等人都在，众人躬身行礼后坐下谈话。见天启面色平静信王问道：“皇兄可有什么心事？臣弟这几天正跟他们商议看是否需要作个分工，皇兄是为办学堂等事来的吗？”
天启说：“这么久没来，今天来看看你们做得怎么样，看起来你们还做得不错，先说说你们准备怎么分工吧。”
信王点头说：“以前做事都是生了事情再去处理，这样做使得平时很闲忙起来就忙得不得了，后来皇兄成立了预政处让政务院提前预想预先规划，一下子就解决了极忙和极闲的问题。今年皇兄一再让我们谈论各种思想，比如说不走极端与时俱进的中庸之道，还有一切为了人的自由和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展方向，我们经过商议认为这样能使大家心里明了，决定把皇兄的一些思想贯彻进所做的事务中。”
天启笑道：“你说了这么多也没见具体的东西，既然你说思想贯彻在具体事务中，那就具体说说你们的具体分工和具体考虑吧。”
信王说：“是，先监政院准备在省、府、县逐级建立监政或者说辅政机构，因为这样做能够解决官员的能力问题和监督问题，这虽是都察院事务但其他部门也能够从中得到便利。比如说政务院的预政处，要知道普通百姓的实际需要才能知道怎么预先谋划，在各项政策实施后也需要知道百姓们是喜欢还是厌恶，这就不是中央直接伸手能够了解到的，必须在各县都要有一个辅政机构才能做到。”
天启点头说：“你的这些话很有道理，圣学院和博学院也能从逐步建立辅政机构中得到便利吗？”
信王说：“当然，皇兄前一阵同意了那个泰西人邓玉函的话，认为平等与自由才是针对人来说的展方向。臣弟认为既然是平等就没有先天的高低贵贱之分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仕绅、商人、甚至将军、督抚，那么这个平等与自由就应该针对每个大明百姓来说的。圣学院和博学院一个从总体高度上考虑事情，一个从具体事务上考虑问题，两者都必须掌握和了解所有人的真实状况和想法，才能够真正做到自由与平等。”
天启问：“信王现在看问题已经非常全面了，不过你能说说政务院处理事务怎么遵循中庸之道吗？”
信王不解地问：“臣弟认为中庸之道只是个大致的把握，在处理事务中只要做到不走极端，同时要多听多想就行了，难道还能在具体运用上有章可循？”
天启说：“任何理论上的东西如果只存在于概括和大致的设想，那么难免会产生似是而非的各种解释。比如说佛教传入中土后，因为没有明确的教义条文，所以分为了什么禅宗、天台宗、华严宗等宗派；泰西人的耶酥教也有什么新约、旧约之分。中庸之道可以用不走极端与时俱进来概括，但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还是要有相应的手段。朕以前说过，大明的一切政务不能简单地用正确与错误来评定，很多以前对的现在可能错，现在对的将来可能错。”
信王想了想说：“请皇兄明言，政务院今后该用什么手段去调节呢？”
天启说：“你开始已经说了，圣学院和博学院要用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去为所有百姓考虑，他们无论是总体的考虑还是具体的设想最后都必须由政务院来实行。政务院在实行时不要被那些眼花缭乱的东西搞得找不着北，只要抓住一点就够了，这一点就是差距。至于说怎么调节差距，唯一可用的两种手段就是平等与公平。”
信王轻轻地自言自语道：“差距？手段？平等？公平？”
天启说：“你慢慢想，想通了以后做起事来就不会有不明白的地方。这些问题属于总体上的思路，刘大人觉得朕这话有没有什么不妥之处？”
刘宗周说：“皇上所说的抓住差距就好，这一观点臣在圣学院中曾经跟前来联系事务的朱延禧朱大人交流过，朱大人说他曾经跟皇上就差距问题谈过一阵。臣认为抓住差距确实有可能能够解决一些问题，但也不是那么绝对，至于皇上说的平等与公平两种手段，臣一时还不能想明白，请皇上细说。”
天启点头说：“当年朕确实就差距一事跟朱大人作过短暂交谈，但当时条件不成熟也只是说说而已，现在既然已经有了圣学院就应该把差距问题研究透，这样能让没有具体数据做参考的考虑具体化。朕的意思是圣学院应该在全国作个调查比较，对农户、匠户、商户、官吏等不同人等的财富差别作个合理设定，以后的规划就按这个差距来。”
